大宝和二宝是一对孪生姊妹。幼年时，父亲赵大因私贩洋枪案发，撇下妻子和女儿大宝，携小女儿二宝亡命他乡。十几年后，农村破产，大宝和丈夫桃哥偕母流落城市谋生。适逢军阀钱督办的七姨太产后缺奶，雇用大宝为奶妈，大宝见七姨太面貌酷似自己，不禁想念失散已久的妹妹二宝。大宝受雇才三天，不幸桃哥在建筑工地跌成重伤，需钱求医。骄横的七姨太不但不允许预支工资,反而打大宝耳光,肆意羞辱。大宝救夫心切，偷摘小主人颈上的金锁片，不料被七姨太的小姑撞见，惊慌掩藏之际，不慎碰落书架上的大花瓶，误将小姑砸死。于是以杀人罪被捕。审讯之日，大宝母亲前往探监，路过法庭门前，瞥见坐在庭上的军法处长，正是当年遗弃她母女俩的丈夫赵大。原来赵大一心巴结军阀势力，不惜断送女儿前途，强迫二宝与情人分离，送给钱督办做了七姨太太，自己却凭仗裙带关系，当上了军法处长。二宝得知真情，又喜又愧，当场认了姊姊，决定带着母亲、姊姊离开，影片的结尾是：她们朝二宝的汽车走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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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创影评
《姊妹花》作为郑正秋导演的经典家庭伦理情节剧，以孪生姐妹大宝与二宝的命运纠葛为核心，通过细腻的情感刻画和强烈的社会批判意识，成为上世纪30年代中国电影的代表作之一。影片最令人惊叹的莫过于胡蝶一人分饰两角的表演——她既塑造了善良坚韧的农妇大宝，又演绎了骄纵跋扈的军阀姨太太二宝。在两人初次交锋的场景中，二宝因大宝预支工资的请求而愤怒甩耳光的动作干净利落，而大宝颤抖着攥紧衣角的细节则将底层民众的无助感展现得淋漓尽致。这种反差式表演不仅凸显了角色阶级差异，更暗含了对社会不公的控诉。
从叙事结构来看，影片延续了郑正秋擅长的戏剧化手法，以“巧合”推动剧情发展：自幼分离的姐妹因父亲贩卖洋枪的罪行走向不同人生轨迹，又在奶妈雇佣事件中意外重逢。尽管部分情节如“金锁片引发的命案”“军法处长竟是生父”等设置被认为过于戏剧化，但正是这些充满张力的冲突串联起家庭伦理与社会矛盾的双重主题。尤其结尾处，二宝带着母亲与大宝驱车寻求钱督办帮助的开放式结局，既保留了左翼电影对阶级调和的幻想，也引发观众对人物命运的深思。
影片的社会意义远超普通家庭伦理剧。通过大宝为救夫偷金锁、二宝身处豪门却精神空虚的对比，导演直指军阀割据时期民生疾苦与阶级裂痕。当大宝在狱中质问“穷人连救命的权利都没有吗”时，台词虽显直白，却精准戳中了旧社会的痛点。而父亲赵大从贩枪逃犯到军法处长的身份转变，更暗喻了权力阶层的腐朽本质。值得玩味的是，郑正秋并未让故事陷入纯粹的悲剧循环，而是借二宝的悔悟与援手，传递出超越阶级隔阂的亲情力量，这种理想主义色彩虽削弱了批判性，却赋予作品温暖的人文底色。